说起河南的贾湖遗址，对此略知一二的人们，最先想到的关联词，多半是“骨笛”。 自1983年起，贾湖遗址历经8次发掘，先后出土了40余支骨笛，它们大多长约20厘米、管径1厘米左右，是用丹顶鹤的尺骨制作而成，纤细小巧，优雅光滑。 贾湖骨笛 这些骨笛最重要的价值是：作为全世界最早的五声和七声音阶乐器，它们有力推翻了我国先秦时期仅有五声音阶的传统认识，证明史前时期的先民们就有了可以吹奏五声至七声音阶的乐器，堪称音乐考古史上最为重大的发现之一。 2021年10月，贾湖遗址被确认为20世纪全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2023年7月，贾湖遗址发掘和研究主持者、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张居中应邀来到成都博物馆讲座，这场主题为《八千年前的“仓颉”们——贾湖刻符的发现与研究》，是成博大展“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中华文明”的首场配套讲座。 张居中在成都博物馆讲座现场 张居中告诉大家，贾湖遗址的宝藏，远远不止这一批骨笛。这里出土文物的数量之多、品类之盛、制作之美、内涵之丰富，为全国其它同时期遗存所罕见，是东亚地区万年以来第一座历史丰碑和文化高峰，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是当时最耀眼的文化明星。
贾湖最早就是个“假湖”，张居中笑着说，这处遗址应该就是这么得名的。此处位于淮河流域上游，是一片沼泽湿地。在中原大地的广袤平原上，一片水草丰美的湿地，可谓天赐的定居场所。
大约从9000年前起，贾湖先民们在这里筑建房屋、驯化家畜、制作陶器、耕种水稻、结网捕鱼。当时正处人类从狩猎采集向稳定的农业生产过渡的重要时期，许多“迄今最早的”记录也是这样创下。
比如，当时的贾湖先民们已经学会了酿酒——世界最早的粮食酒，以稻米为原料，以山楂为发酵料，以蜂蜜为调味料，光看原料都能想象出那酸甜可口的滋味。
贾湖人还拥有当时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畜驯养（猪和狗）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米与大豆的行为（发现了成套的农具）；他们最早开始对水泽中鱼类资源进行集中管理与捕捞，有渔网等渔具。
此外，贾湖遗址还发现了最早的陶鼎及冥器鼎罐壶组合，更有太阳崇拜的物证，以及世界最早的人类利用绿松石饰品的证据……从1983年至今，贾湖遗址历经8次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出土陶、石、骨、角、牙等各类文物6000余件，其中许多发现都带给考古界莫大惊喜与启示。
这次来到成都的贾湖遗址出土文物，是位于序厅的贾湖刻符龟甲。这也是观众们走进展厅将看到的第一件文物。龟甲下部有一刻画符号，像是一只正在向下看的眼睛，与后来甲骨文、金文中“目”字的写法相似，距今8000余年。
那是1987年5月，他们在M344号墓葬的泥土里发现了一堆粘在一起的龟甲。在清理的过程中，一个个刻符陆续出现，大家也渐渐兴奋起来，商量着买酒买肉来庆祝。
“开始发现的是一些比较简单的刻符，很像现在汉字的‘八’‘工’之类，然后发现了这个笔画相对复杂的，类似‘目’的符号，让我开始相信：这些刻符不是当时人们的无意为之。”
在讲座现场，张居中还给大家讲了个有趣的小花絮：结合“八”、“工”与另一个刻符，再把这个像“目”的字当成“日”来看，他手下那些年轻的考古系学生们大呼——这不是“八日停工”吗？（贾湖先民们表示：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
台下观众大笑起来。这种现场临时聊起的有趣细节，也是我们听专业讲座的一种额外乐趣。
如果将“八日停工”算成4个“字”的话，除它们之外，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其实寥寥无几——有些报道说是17个，也有人认为是21个，这真的很难清晰界定。
“那一行‘字’，有些笔画分得很开，是算3个字符还是5个字符？”张居中说，“我觉得都可以，只能说可以确认为契刻符号的，至少有17个。”
这些符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具有原始文字的性质（这类契刻符号共有9例，占约一半的比例）；第二类应属于戳记之用；第三类多为横或竖的直道划痕，可能具有计数的性质。
虽然今天的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着大量汉字——总共数万个、常用的几千个，将其视为稀松平常的存在。但这些来自悠久过去的符号，能被视为原始文字的门槛是很高的。
自从发现这些契刻字符后，他们先后请教了十几位考古界的权威专家。“张政烺、胡厚宣两位老先生都说，这就是早期文字；李学勤和高明认为，这是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刻划符号。”张居中回忆道，“更多像苏秉琦、宿白、裘锡圭等专家则表示，这只是人为记事行为，属于记号性质。”
张居中自己则相信，这些符合可以被视为原始文字，或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贾湖刻符的眼形、门户形等均具有象形性，与文字接近。而且贾湖刻符被刻在龟甲上，这也和殷墟时期在龟甲上刻写文字的做法一致。”
发现刻划符号的史前遗址，当然不止贾湖——7000年前的双墩，6000~5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4000多年前的龙虬庄，“这些符号的发现，表明淮河流域史前可能存在一个符号系统。”张居中说，“这个系统或许与后来的汉字没有直接的关系，但其与汉字的联系，可能通过不同的文化体系、信仰体系走向融合的过程而逐步建立。”
关于文字的起源方式，多位资深专家还曾提出这样的看法：文字是发明出来的，是由一个或一些贤者在短时期内创造的，而非在一个或多个文化群体中随时间自然发展并产生的。
在成都博物馆的“汉字中国”特展中，还有一件出土自浙江澄湖遗址的、同样有着刻划符号的黑陶罐。它属于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
距今约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也出土了很多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石器、玉器，这些符号有340余种，总数量超过750个，有的依物赋形，有的包含了抽象笔画组合，有的符号排列有序、重复出现。
目前多数专家认为，从文字发展阶段来看，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一部分已经处于高级阶段，具备文字特有的表意功能。
2022年9月，在浙江平湖举行的“史前符号和早期文字学术报告会”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亚述学家拱玉书就明确提到了这一点。
拱玉书说，现在已知的发达文字，如中国的甲骨文、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西亚的楔形文字，这三种原生的古文字都没有经过长期发展演变之后成为文字的证据。
根据一份苏美尔人的古代文献显示，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字是一位英雄所造，这位英雄就是乌鲁克的国王恩美卡。
在古代中国，我们也有自己的“造字英雄”——仓颉。一个特定的传奇人物出现在文字初步成熟的节点，无论西亚还是东亚，这显然不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