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是我们“中日渔业战争”系列视频的第二期。在上一期我们讲到，日本政府已经有计划地指使渔船侵入中国海域，但北洋政府还在忙着甩锅。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当时海军部勉强接纳的这个“海军护渔”的方案，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日本渔船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海域“偷海鲜”，怎么说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而在外交部和农商部的不断请求之下，海军部终于推出了一套“海军护渔”的办法，试图阻止日本人的侵渔行径。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套办法包括两项内容：一是从海军抽编六条舰艇，两两结组，分段在海岸线上展开巡逻，驱逐并逮捕闯入海域的日本渔船。二是由各省倡议渔民们自发成立渔团组织，再以渔团为单位，集资购置巡逻船械和武器，与海军一同在沿海地区巡逻。
简单来说，这是一套军民联合巡防的方案，根据这套办法，保卫海洋渔业资源，北洋政府的海军只出一半的力，剩下一半的力量则交给“渔团”负责。
这个“渔团”，就是一种带有武装性质的民间渔业互助组织。在历史上，渔民们组成渔团，和政府合作保卫自己的利益，也是经常有的事情。
比如，在清末的时候，在舟山渔场就曾经有过一个“黄龙帮”。这个“黄龙帮”里的渔民，老家都是从宁波、镇海等地过来的，他们把自己老家捕鱼的方法带到了舟山，在岸边的浅水区里竖好木桩，拉起渔网，张网捕鱼。而在舟山群岛的海域里，也经常会有一些其他地方的渔民过来捕鱼，比如从温州、福建等地过来的渔民，就会在渔汛期里驾着小船，闯入他们张网捕鱼的渔场，而这些小船常常会把“黄龙帮”布置好的渔网给撞坏。
“黄龙帮”控诉这些外来的渔民破坏了自己的渔网，而这些外来的渔民又指责黄龙帮的渔网打扰他们捕鱼。这样一来二往，双方就爆发了冲突。而“黄龙帮”闹到最后，干脆出钱给浙江省的海军，雇来了一艘武装巡逻船，专门驻扎在渔场，保卫渔网。后来，“黄龙帮”为了加强防卫的力度，又向渔场里的渔民们征收每张网三块银元的“保护费”，再用这笔钱，重新向军方租用了一艘装配了和防弹钢板的高档巡逻船。
这个黄龙帮的故事，可以算是海军“武装护渔”的前身了。在我们今天看来，其实就是黑社会行为，而军舰收了钱就能替帮会办事，更是难以想象。但是从当时社会的现实角度讲，自从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政府就对地方社会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了。直到民国时期，地方治安的维护，仍然不能完全指望政府，都得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官方和民间的“共建”。 在那时，全国各地的乡绅都在自发组织“团练”来实行武装自卫，而海上的“渔团”也被认为是团练的一种。
甚至在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的成员应梦卿，还邀请过浙江当地身经百战的奉化渔团，趁着渔闲的时候，打了一份“临时工”。这些渔民坐着火车来到杭州，组成了“渔民敢死队”，攻击浙江省政府和军械库，实现了杭州光复。甚至蒋光头还对这些老乡的作战能力赞誉有加，邀请他们加入他的军队，只是他开出的条件太小气，渔民们看了看，参加蒋光头的军队，还不如回家捕鱼呢，所以全部拒绝了。
而在北洋政府的海军护渔政策出台之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日本渔船的侵渔行径。1926年，山东龙口的渔民大叔们发现，有十余艘日本渔轮在家门口偷鱼，就立刻报告给了海军部队，海军随即派出军舰，捕获了两艘非法侵渔的日本渔船，而其它的日本渔船见势不妙，都仓皇逃跑了。所以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海军军舰，对日本前来侵渔的渔船，还是有一定威慑力的。
但是，当时的民国海军，只是把“巡防护渔”当做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表面上在护渔，实际上却在“摸鱼”。1925年，日本渔轮跑到长江口大肆捞鱼，可民国政府的军舰却无动于衷，中国渔业专家王文泰就为此抱怨道：“历来当局虽称派舰巡护，而于扼要地点，并未注意，以致日舰横行，如入无人之境。”
但是，海军部却表示，他们只是在照章办事。而这个章程，就是在1921年海界委员会确立的“三海里规则”。
这个“三海里规则”，指的是领海的宽度。历史上，关于领海的宽度，其实在不同时期一直流行着不同的主张。我们简单介绍一个有关领海宽度的理论，在17至18世纪的时候，荷兰的国际法学家提出过一个原则，他们认为，领海的宽度，应该取决于陆地上的国家能够有效控制的范围。这一原则后来演变成一个经典的公式：一个国家的领海宽度，应该以大炮的射程为准。
而在18世纪时，大炮的射程大约是3海里，所以最经典的领海宽度规则“三海里规则”就这样诞生了，直到中日渔业纠纷当时，欧美列强都一直坚持着传统，主张三海里的领海规则。而事实上，当时的大炮射程早就超过了3海里，而国际上也早有很多国家，主张打破3海里的领海宽度，将领海范围延伸至10海里，甚至12海里。
但当时的欧美列强，不愿延伸领海的宽度，显然不是因为他们的大炮射程不够，更不只是为了坚持传统，而是因为，越小的领海，就越有利于他们在海洋中畅行无阻。反倒是弱国有必要主张扩大领海的宽度，尽可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不被列强掠夺。
而领海的界限，只是一国宣称主权管辖的界限，并不意味着获取经济权益的界限。所以即使划定了领海界限，也不等于划定渔业界限，渔业界限应当远在领海界限之外。比如今天的国际海洋法，除了领海之外，还有一个“专属经济区”的范围。我国主张的专属经济区，就包括了领海基线海里范围内的水域，我们可以对这一区域内的自然资源，包括渔业资源，享有相关的主权和管辖权。
但当时的北洋政府，对于海洋权利的意识非常薄弱。所以，干脆直接附和了当时欧美采用的“三海里规则”，甚至在设计“军舰护渔”的方案时，还直接把这个规则套用到了军舰护渔的巡逻界限上。所以，这个所谓的“照章办事”，相当于放弃了对那些前往近海海域捕鱼的渔民的保护，更是无法阻止日本渔船来到中国近海捕鱼。
这个政策一经公布，我国渔业界的大佬就坐不住了，比如江浙渔会的会长邹振罄就直接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到《申报》上，吐槽海军部这个“摸鱼”的“护渔”政策。他说，如果还以三海里来作为领海宽度的话，那就连中国沿海最近的渔场，也要被划到公海里去了，相当于是直接把丰富的渔业资源拱手让给日本渔船。这个政策的提出，“对外则放弃海权，对内则束缚自己渔民”。他还吐槽到，如果真的要在领海界限和捕鱼界限上，坚持三海里规则的话，那就没必要和日本闹渔业矛盾了。“夫公海者，我与人共之者也，则此次日轮捕鱼，按其区域，当然在于公海，又何必奔走呼号，指为越界捕鱼乎？”
海军部的“武装护渔”方案，在渔业界的吐槽之下，也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为此，海岸巡防处处长许继祥专门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这份采访，也可以说是“划水”的教科书了。记者问到，领海界限三海里的规定，为何不根据现实情况进行扩展呢？许继祥回答说，“三海里为界，系万国共遵，此事须征万国同意。”记者又问他，那渔业界限是否依照领海界限的范围呢？许继祥说：“领海界限乃国际间相对之事，渔界事属内政，各国多有另定较大之范围。”而当记者又问到，那渔业界限又该如何划定的时候，许继祥则回答到：“本国渔界范围，尚未划定，但此不属海军军政。”总之，一句话，不管渔民的渔场在哪儿，海军的护渔军舰，只在距离海岸线三海里的范围内进行巡防。而只要日本渔轮不进入海岸巡防处的巡防范围，就也不在北洋海军的护渔范围之内，这些军舰都可以心安理得的视而不见。而至于当时的中国渔民，和沿海地区的鱼群生态环境，则更不是海军军政的“管辖范围”了。
要说民国时期的海军为什么这么怂，主要还是因为弱国无外交。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随后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国力来强硬处理日本的侵渔行为。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那么抗议、交涉等名词，由一个没有实力的国家来引用，其效力就等于一张废纸。
而在当时，中国的护渔力量，不但海军弱小、舰船破旧，还受军阀政治的影响，分别依附于不同的势力。这些依附于不同势力的海军舰艇，主要充当了内战的工具，而将维护海权置于一边，更不要说维护渔民的经济利益了。比如1926年，江浙两省商议护渔，就必须经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同意。而这些军阀当时忙着打内战，只舍得把不中用的小舰派去保护渔民。
根据《申报》的报道，当时用来护渔的军舰，普遍的排水量只有一百多吨，有的甚至不如日本过来侵渔的渔船体量大。所以说，除非护渔一事真的能给当地军阀带来实际的财税收入，否则，没有哪一艘舰艇是真正为当地渔民服务的。
国事悬殊之下，日本渔轮继续在中国海域横冲直撞，甚至比之前更加嚣张。在侵渔的过程中，这些日本渔船根本不会考虑渔业资源的养护，甚至还会采用一些非常狠毒的手段，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这些日本侵渔的渔船，大多是日本政府已经禁止在本国近海使用的拖网渔轮。当鱼群遇到这种拖网，都会被一网打尽，很容易造成近海的渔业资源枯竭。
日本政府把这些渔轮驱赶到中国沿海捕捞，本身就是一种狠毒的政策。而这些侵渔日轮，还会使用一些国际上禁止使用的渔具进行捕渔，例如，电鱼、炸鱼等等，造成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巨大损失。
比如，1927年5月，日本人在大连与烟台之间偷捞鲅鱼的时候，就使用了水炸弹。而烟台本来是鲍鱼和海参的天然产区，却因为日本人的悉数滥捕，竟然让当地的海参和鲍鱼几乎绝种。
经过了几年的肆意捕捞，日本人把渤海湾一带的渔场几乎掠夺一空。紧接着，他们又将触角伸向了更远方的海域。1929年至1931年，大量的日本轮船侵入了长江口和江浙沿海地区，在上海附近开启了一段格外猖獗的侵渔行动。据统计，在这两年之间，每月侵沪的日本渔轮最多达38艘，最少也有14艘，平均每月28艘。
这些强盗仗着自己“皮糙肉厚”，不仅毫无顾忌地破坏中国渔民的渔具，甚至威胁到了中国渔民的生命安全。比如臭名昭著的日本渔轮“姬岛丸”，就曾多次有意无意地撞毁中国渔船。1929年1月29日，“姬岛丸”在浙江温州沿海侵渔，撞沉了中国渔民朱顺发的渔船，然后逃回日本，却并没有遭遇任何惩罚。1931年3月，这艘“姬岛丸”再次来到舟山海域侵渔，中国渔民朱阿根上前交涉，结果他的渔船也被姬岛丸故意撞沉。而朱阿根好不容易才被附近的渔民兄弟相救，险些在海中丧命。
所以事实上，这些日本渔轮的目标，已经不仅仅是和中国渔民抢鱼了，他们还要和中国渔商抢市场。当时日本遭遇经济危机，经济不太景气，国内渔价一落千丈。这些渔船来到上海附近侵渔，更深远的目的是相中了这块当时中国最大的渔品消费中心，试图将那些在自己国家很难卖掉的海鲜，倾销到中国市场。根据当时调查报告，1930年，在上海附近的海域，共有172次可查的日本渔轮侵渔记录，而在这一年里，通过上海海关口岸的日本渔船竟然多达上千艘。
这么多年来，日本不断利用外交和军事的双重力量，扶持本国的渔业，并对中国渔业施压。之前受到影响的，主要是中国的渔民大叔们，而当日本渔船大量进入上海市场倾销鲜鱼后，又引发了中国渔商的恐慌和愤怒。所以，日本渔业针对中国的“经济战”也就此打响。
好啦，大家应该也挺累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下期我们在详细的聊一聊如何应对日本渔业“经济战”的故事。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