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凡达·水之道》中，出现了新的纳美人——岛礁族，他们以海为生，肤色较浅，接近水蓝色，信奉的图腾神树长在海底，可以和海洋生物保持着友好联系。外貌、信仰、语言、行为方式，这些都规定了岛礁族人为何成为一个岛礁族人，也因此和生活在森林的亚马蒂卡亚高地族明显区分开来。
在现实生活中，在印度洋西部，也有这样一群人以海为生——维佐人，他们是一群马达加斯加岛的渔民。他们性格柔和，禁忌很少，不喜牵绊，不被他人定义；他们并不理性，对过往无所总结，对未来毫无计划，经常身处意外之中。人类学家阿斯图蒂来到海岛，跟着维佐人住在海边，出海捕鱼，探索 “成为一个人”的方式。
对于维佐人来说，“只要是捕鱼和出海的人”就是维佐人，或者“所有住在海边的人，都是维佐人”。
当本书作者丽塔这位外来的人类学家跟着当地出海捕鱼，并且手指被划出伤口之后，他们会说：“你正在成为一个维佐人”；当她随着一位当地人，战胜了恶劣天气，乘独木舟顺利返回的时候，他们会说：“你相当维佐！”……
也就是说，在维佐人看来，“维佐”不是一种既有存在，而是一种行为方式。当一个人被称为“维佐人”的时候，就意味着他会像维佐人那样行动，而当一个人不再这样行动，就不再被认为是维佐人。
《依海之人：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一本横跨南岛与非洲的民族志》是研究族群与身份认同不可错过的经典，也是一本轻松精彩的民族志。作者将文化差异性重新带回至族群认同研究之中，而读者借此意识到“人之所以为人”处在持续形塑的过程之中，不必被定义所固着。
你啊，说起你刚来这里的那会儿，我们会讲：“嘿！这位女士经常出去钓鱼呢。”虽然你是个与我们很不一样的白人，但现在我们会说：“难道你还没变成维佐人吗？”要是你每天都在这里钓鱼，你也以海为生，划独木船，我们会说：“嘿！这位女士是维佐人！”因为做这些事的人就是维佐人。
我在贝塔利亚第一次比较顺畅的交流，其主题是关于游泳的。当时我想要知道我能不能去海里游泳，他们告诉我可以， 然后人们看到我在海里游泳后，跟我说：“你是个维佐人！”后来，我开始像我房东那样吃鱼——将鱼肉、鱼皮和鱼骨全部一口塞进嘴里，吃掉鱼肉和鱼皮后再吐出鱼骨，他们又跟我说：“你真是个维佐人！”他们第一次带我出海捕鱼，回来时我看到一大群人在海边等我，他们上来问我会不会晕船，饿不饿，渴不渴，有没有被太阳晒伤。我告诉他们我感觉挺好的，出海很有趣，而且还钓了一条鱼呢。他们就说要看看我的手，他们想知道我的手指上有没有“维佐人的标志”。确实，拉那条又大又重的鱼时，我的手被鱼线划出了伤口，太阳晒过后就留下了些红道道。那天下午，很多村民都跑来看我的手，他们对我说：“你正在成为一个维佐人。” 不过，第一次有人说我“你相当维佐！”是在我第一次去贝隆回来的时候。那天碰到了一阵坏天气，我们在贝隆滞留了很久。我干爸同我交流再三，确认我不害怕后，决定要“强行返航”，虽然当时的天气状况依然非常恶劣，甚至说非常危险，强风肆虐，波涛汹涌。我们试图在贝塔尼亚着陆，当时整个独木船都要翻过来了，帆都被卷进了海中。我干爸将帆收回后，熟练地驾驶独木船，如冲浪般顺着层层海浪，这样浪头就不会将我们和整个船都拍倒，如此慢慢地划回了岸边。因为我一点都不害怕，我干爸和来岸边看我们的人都称赞我“相当维佐”。虽然我全程什么都没做，只是默默地蜷缩在船底，心里暗暗惊叹：“船体遭受波浪这样的撞击竟然都没有损坏，这船可真结实呀！” 他们还告诉我，如果坐独木船时船翻了，不要向岸边游，要爬到船体上，等潮汐将我送回岸边。通过这次遭遇，我发现我的维佐朋友已经把教会我那些和大海有关的事儿当成了他们自己的任务。他们还经常说：“因为你不畏惧，不懂就问（mañontany raha isanandro，字面意思：她总在问问题），也不怕水，所以学得特别快！”他们认真地教我成为一个维佐人要做的各种事情，像维佐人一样游泳、吃鱼、 钓鱼、出海、划独木船。不过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光是我一个 人有这样的经历，维佐人对他们的邻居，比如一些农民和牧民， 也会这样。
假如一个来自内陆的马斯克罗人住在了贝塔尼亚，在这里娶了老婆，看看这里人如何讨生活他就会知道，这儿没有庄稼地，人们都出海去捕鱼，这儿只有渔网。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岳父或兄弟也会带他出海咯。都已经出海了，他就会开始努力用脑子记住：在海上大家都做些什么，这这那那的都是怎么完成的！只要他不断地和朋友们一起出海，总有一天他会学会海上的事儿，即使他的老祖宗根本不会这些，他也会变成一个维佐人。
可见，任何人都可以变成维佐人，即使他的老祖宗对大海一无所知。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学着做维佐人做的事情，出海和钓鱼之类的。一个内陆来的马斯克罗人初到贝塔尼亚时还不是 维佐人，因为他只会做那些祖先们教他的事情，种玉米啦，大米啦，树薯啦，还有养牛。不过，当他搬到海边同维佐人一起居住后，他就要开始学习做一些其他事情了。一旦他知道了 维佐人的知识，会做维佐人的事情，他就变成维佐人了！这种外来者逐渐变成一个维佐人的过程被当地人称为 mianatsy havezoa，字面意思就是“学习维佐人的身份”：一旦一个人学 （mianatsy）了，会（fa mahay）了，他就变成维佐人了。然而，通过学习变成维佐人这个过程，并不是对外来者才有的事情，维佐人的孩子也要学习维佐那套：小孩子是不能被称为维佐人的，他们只能被称为“小维佐”……你看这些孩子，大海就是他们的学校。他们要学会游泳，只有努力学游泳，学会了，掌握了，再也不害怕海水了，才可以被称为“维佐人”。
当然，维佐人的孩子不是一出生就会游泳、出海、吃鱼吐刺的。小孩子不会做那些让人们变成维佐人的事情，所以他们不能被称作维佐人。他们要像所有马斯克罗人或外地人一样， 通过学习这些行为，才会变成维佐人。
然而，不论是白人人类学家、马斯克罗人，还是小孩子， 一旦学会了如何捕鱼、划独木船或者能够在海洋中游泳，就意味着他们“变成了”维佐人。由此可见，所谓“维佐身份”，并不是一种人们一出生就会有的状态，而是一种后天形成的行为方式，是这种实践让人们成为维佐人。对于这一点，我将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明。
首先，在人们通过实践成为维佐人这部分，我将会描述一系列行为活动，来体现不论是女人、男人，还是孩子，怎样通过游泳、造独木船、出海、捕鱼、吃鱼、卖鱼等一系列事情成为维佐人。我也会列举一些有人因为不擅长做这些而被认为是马斯克罗人的例子。尽管我提到的行为活动，不论如何都无法完全包括让人成为维佐人的全部事情，但这不影响我的思考， 因为成为一位维佐人并不需要实践维佐人所有的行为。下文会有许多例子来印证，对于维佐人这个身份而言，并不是给出一系列的行为，然后全部严格做一遍，才能获得一个完整的维佐人认证。另一方面，关于维佐人那些具体的日常实践如他们如 何选择一棵树来做独木船、怎么钓虾卖鱼等的描述，也恰恰传递出了这样一个观念：维佐人是谁，是通过他们做了什么来定义的。而这也是在我的理解范围内，我所了解的维佐人向我展示的他们自己的形象——他们认识自己的方式。
接下来我还会讨论这些田野资料所体现的更深层的内涵。我认为，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一个人在某个时刻是维佐人， 而在下一个时刻就是马斯克罗人，我们需要意识到很重要的一点：拥有维佐人的“身份”，就要像维佐人那样“行动”。维佐人的身份，换句话来讲，是一种随时间间歇反复的行为活动——只有当一个人现在像维佐人一样生活时，他才具有维佐人的身份。维佐人的身份不仅与现在联系十分紧密，而且，维佐人否认一个人的过去影响他当下的身份。关于这一点，我将会深入展开讨论。通过观察维佐人如何描述一个人通过学习而成为维佐人这个过程，以及他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还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我提出这样一种身份认知方式：它始终存在， 但视当下行为而定——一个人“是”谁由其行为来定义。
任何对族群和身份认同理论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阿斯图蒂关于亲属关系、继嗣和死亡的观点对马达加斯加研究极具启发性，但其现实意义远远超出了马达加斯加。
这本民族志阐明了学术文献中缺乏的身份认同问题；这项工作代表了人们对感知自己的方式的重要洞察。其组织是有逻辑的，讨论是彻底的……轻松的阅读和清晰的讨论，以及迷人的主题，使得这本民族志非常适合在本科课程中选用。
丽塔·阿斯图蒂（Rita Astuti），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教授，研究方向为性别、身份、亲属关系、认知人类学、发展心理学、跨文化研究等。她长期研究马达加斯加的维佐人，自1987年起多次进行田野工作。近期她重返马达加斯加，以新的研究设计，包括与心理学家协同跨领域研究，探讨维佐人的各种认知概念，进行不同文化间的比较，重新检视西方人类学、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预设。
宋祺，毕业于厦门大学人类学系，研究方向为海岛变迁、民俗及手工艺，现居北京。译者的田野点也是一处海岛，自2014年开始进行田野调查，2016年完成硕士论文《社会、渔业与信仰：一个闽东渔村的变迁研究》后，为继续调研，回访至今。
由此，我逐渐意识到，“维佐人是一群以海为生、栖海而居的人”这种说法，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显而易见”，也不再那么“无趣”，甚至说，它恰恰是一种“真正”的关于维佐人身份认同的描述。
他们就说要看看我的手，他们想知道我的手指上有没有“维佐人的标志”。确实，拉那条又大又重的鱼时，我的手被鱼线划出了伤口，太阳晒过后就留下了些红道道。那天下午，很多村民都跑来看我的手，他们对我说：“你正在成为一个维佐人。”
维佐人感到意外和他们缺少计划性都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维度，感到意外及不做计划的人都是在现在行动的（或者正在遭受他者行动的影响，比如受到大海和那些印巴商人的影响）。他们不了解过去，对未来也没有任何期待及计划。
如果按规则遵守每一条风芭和法栗，他们会“无时无刻不在死掉”，因此他们有意识地在那些“严苛”的传统中选择，有多少自己线 中场
可以说，维佐人是纯净的人，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任何来自过去的残留。当然，维佐人并非全然纯净。在他们内心深处，也有一处不透明的领域，那里有些微历史的残留：是一道过去之人留下的疤痕，无法舍弃， 也不会褪色。
有一次，爷爷也从一个更宏大的维度表达过相同的观念。那次谈话，大家在聊维佐人有太多的亲戚，讲到中间，爷爷停下来，简短地同我说了一句：“大家其实都是一家人，是婚姻让大家分开，成为不同的人。”
葬礼上演了一场复杂的、矛盾的、充满情绪的活动，葬礼中的每一部分都在印证着大蒂克罗克已经死了与她没有彻底死去。
生者为死者所进行的那些服务，不是简单地在表达对死者的铭记与尊重，而更像是一种予以好处的调解。通过为死者进行这些服务，哪怕只有这么一刻，让死者又重新回到与生者的联系，满足死者对生命的渴望、对活着的后人的想念。那些已经失去的生前景象，可以在这一刻得到重现。
在一定程度上，南太平洋群岛民族志与非洲民族志在各自研究对象上的差异，似乎可以映照为维佐人在他们自己与死亡之间竭力构建的区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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